上仙的個人空間

管唯是一名擁有25年從業(yè)經驗的司法精神鑒定師。
在刑事案件中，他常常遇到偽裝精神病的犯罪嫌疑人，企圖借病脫罪。
裝傻、扮癲、撒潑……種種“表演”在管唯的審視下大多原形畢現(xiàn)�！霸绞强鋸埖模�越露痕跡�！�12月初，在位于上海的司法鑒定科學研究院辦公室里，管唯對每日人物總結。
今年9月，他的一份司法精神鑒定報告在全國精神醫(yī)學學術會議中被評為優(yōu)秀案例。這份18頁的報告完成于6年前，調查周密，邏輯推理嚴謹。
一樁舊案也因此重回公眾視野。
以下是他的自述：
1
警方第一次為了王彪（化名）的案子找到我，是在2011年。那時王彪剛剛從哈爾濱的呼蘭監(jiān)獄被調遣來上海。
2004年，上海一戶人家遭遇搶劫，其中姐弟二人當場死亡，另外一名受害者身中十三刀，高位截癱，唯一沒有受到傷害的是家里四歲的孩子——被母親用被子蓋住了，逃過一劫。作案的正是王彪。
因為現(xiàn)場的線索只有一枚血指紋，這案子懸了多年，直到國家后來建立了罪犯DNA數據庫，才抓到了王彪。這個嫌犯非常狡猾，被帶回上海后，他從方方面面顯示出自己患有精神病，辦案民警對此很懷疑，找了法醫(yī)鑒定，鑒定結果是“王彪目前患有精神病，但作案期間是否患有精神病，不能確定�！�

其中一名受害者身中十三刀，高位截癱。
無奈之下，警方再次找到了我。
當我第一次瀏覽案件材料時，就有很強的直覺：這個人極有可能是裝的精神病。材料中的疑點很多。
我粗粗看了筆錄，發(fā)現(xiàn)他對做案的供認是不穩(wěn)定的：由一開始的否認、抵賴，“什么都不知道”，到后來隱隱約約、含含糊糊地承認自己做案，再到后來說是別人嫁禍，有人要害他等等——產生被害的幻覺，確實是精神疾病的特征。但可疑就在，他并不是連貫的敘述，而且表述非常直白，沒有真正精神病人的病感。
憑借多年的職業(yè)經驗，我心里打定主意：這個案子有得做。
2
1992年，我從上海醫(yī)科大學（復旦大學上海醫(yī)學院前身）法醫(yī)系畢業(yè)后，就進了我們所，從事司法精神鑒定，一直到現(xiàn)在。
這份工作其實需要你從大量證據中尋找線索，要求鑒定師兢兢業(yè)業(yè)、不放過任何線索甚至主動搜尋證據。一個剛進入所里的新人，完全成長為一個合格的鑒定師，大概需要至少五年的時間。我們每天的工作，就是面對成山的資料：口供、檔案材料、問詢筆錄、審訊影像記錄等等。這需要耐心、細心，還需要你有舉證的能力，就是主動去發(fā)現(xiàn)證據的不足或是問題。
我們有個同事，處理一通交通意外事故傷殘能力鑒定。事主方面聲稱自己因為車禍腦外傷導致了精神疾病，但保險公司和肇事司機都持懷疑態(tài)度，于是法院委托我們鑒定。我們同事看了材料后要求補充急救病歷。后來材料過了三個月才提交來，我的同事就很懷疑，一個是病歷格式不規(guī)范，再一個，照理說這材料事關當事人的利益，應該很積極地遞交，怎么會拖了三個月？結果一去調查，發(fā)現(xiàn)病歷是偽造的。
我們沒有調查權，必須依靠委托方（通常是公檢法）所提供的、具有法律效力的資料。資料越豐富，我們的判斷就越接近事實。比如王彪案，材料中就有11張光盤，記錄了他每一次接受審訊的過程。我花了大約2周的時間，將每一張光盤仔細看完，并做了內容記錄，精確到每一秒鐘他說了什么，做了什么，密密麻麻記錄了一共有二十幾張紙。
看完光盤后，我心安許多——我更加確信我的初判沒有錯。在11張光盤中，有9張審訊錄像，1張辨認錄像，1張過往鑒定錄像。我發(fā)現(xiàn)，在辨認現(xiàn)場過程中，他沒有表現(xiàn)出任何言語、眼神、行為的異常。但面對刑警和（先前的）精神鑒定人員時，他就表現(xiàn)出各種違反常態(tài)的行為：胡言亂語，癡笑等等。

被鑒定人的審訊資料
在審訊過程中，王彪已露出許多破綻：觀看家人的口供錄像時，他目不轉睛，談及家人時，他流露出歉意與內疚——精神病人通常不會有這樣的情感表達。
種種跡象已經露出端倪，但我還需要更多充足的證據。我馬上向警方提出了補充偵查材料的請求，很快有了更多詳細的資料：他曾兩次因搶劫罪入獄。首次在大慶監(jiān)獄期間，他表現(xiàn)良好，獲得了多次減刑。第二次入獄（呼蘭監(jiān)獄）后，他特別計較自己的有效獎分（此分滿80分能減刑一年），這說明什么？他在服刑期間的目標非常清晰：為自己減刑，提早出獄。包括監(jiān)獄的獄警也說，他在呼蘭監(jiān)獄期間精神絕對正常。這里我已經基本確定，我的猜測沒有錯。
精神疾病確實會一定程度影響病人的認知功能和行為方式，從而對患者的生活、社交產生影響。換言之，如果一個人真的是精神病，通過海量的對他周邊人的調查，一定能夠發(fā)現(xiàn)跡象。但如果沒有，就很可疑了。
更關鍵的是，警方后來找到了王彪在大慶監(jiān)獄服刑時認識的獄友。對方供述：曾與王彪在出獄后一起作案，并且彼此約定，“一旦被抓，不能供出彼此，還有假裝精神病”——這就有一個關鍵例證了，證明他一早有過這樣的想法。后來我們還調出了他母親的病史資料，他母親曾經患過精神病，所以我們估計，他是在模仿母親的病征。
接下來，我?guī)е�充分的資料和把握，就可以和他見面了。
3
警方曾經給王彪做過頭顱CT，閱片未見異常。但這并不能說明什么。
目前醫(yī)學上，沒有任何儀器能夠直接檢測和判斷一個人的精神狀態(tài)。所以，對于精神病的鑒定還是要依靠廣泛的調查和專業(yè)、細致的精神檢查。
王彪的作案很仔細，沒有留下什么證據。作案后，他在云南、甘肅等多個地方居住生活，有完全的自理能力。這說明他患有精神疾病的可能性很小。但不代表沒有，比如還是要排除偏執(zhí)型精神病的可能。
偏執(zhí)型精神病在所有住院病人中，所占比例不到1%。這類病人可以有正常人的智商、情感、思維邏輯等等。他之所以成為一個病人，是他在思維上出現(xiàn)了某一個障礙，呈現(xiàn)病態(tài)。他可能因此產生了某一個強烈的偏執(zhí)觀念，我們叫作妄想。比如曾經有個案例，一個男的懷疑自己的妻子出軌，并產生被害妄想：妻子要與情夫合謀殺害自己，于是他先動手將妻子殺死。這種病人的作案可以是很周密的。通過專業(yè)的面對面的問詢測試，可以排除這種可能性。
見面那天，隔著一道鐵柵欄，王彪坐在那頭的椅子上，我們一行五個鑒定人員坐在這頭。他一見我們就罵罵咧咧的，很抵觸的樣子。

被告人王彪
通常只要被鑒定人還活著，我們一定會當面測試，主要通過詢問和交流，觀察被鑒定人的反應和舉止。有些鑒定師習慣將問題列在紙上，我習慣把問題放在腦子里，但無論哪一種，都需要根據對方的反應隨時調整問題和方向。這就是考驗鑒定師功力的時刻。
通常，越是夸張的表現(xiàn)越有可能是裝的。我曾經碰到一個人，他在看守所內故意將排泄物抹在身上，把自己弄得很臟，這一看基本上就是裝的。精神病人通常并不會做出生理方面倒錯的舉動，比如吃不該吃的東西，把臟的當成香的，男性蹲下小便等等。在大腦沒有器質性損害的情況下，不太可能喪失生理方面的認知。即使真正的精神病人出現(xiàn)違反生理常識的奇怪舉止，他一定會給出邏輯自洽的、完整的解釋。但偽裝者就很容易識破，他們往往沒有任何來由地作出些奇怪舉動。
說得抽象一點，司法精神鑒定干久了，會有一種感覺，一看，就能辨別眼前的人是否有真實的病感。所謂“病感”，即病人對病征的描述與感覺。這在面對面詢問的過程中，尤其能夠明顯感受。
王彪就是很明顯的那一類。他搖頭晃腦的，總是回避我們的眼光，有時甚至朝我們吐口水。你問他什么，他不答你，但幾句話總會繞回：“有人害我”、“都是聽到的聲音指使我殺人”這一類的話。這種（表現(xiàn)）在專業(yè)眼光看來，就是主動暴露意圖明顯。
談了幾十分鐘后，我一個人走進柵欄，走到他身邊，和他挨著。這其實是跨越了人與人之間的安全距離。我讓他感受到了來自我的壓力。我看到，他的神色有些不自在了。這其實是我“踩線”的行為：實際上我們應該和被鑒定人保持距離，以防被鑒定人突然的攻擊。但我對他有所把握，認為問題不大，因此我走近他，給他遞了一支煙——這也是一種測試，曾經有個犯人，接過煙時倒著抽，把煙草塞進嘴里，而他又沒有智力問題，一下子就暴露了。
王彪接過了煙，正常地抽起來。我和他靠近著呆了一會兒，目的是要讓他感到心虛。臨結束時，我沖他說，別裝了，裝什么裝。他沖我辯解：“裝病有意思嗎？你們害完我家里人，又來害我。”
我笑了。精神病人不會產生這樣的辯解行為。
4
據說，警方把“無精神病”的鑒定意見告知王彪的時候，他表現(xiàn)出大哭、大怒，還把通知單撕碎了。
我們司法精神鑒定與臨床精神鑒定有極大的不同，最大的表現(xiàn)在于，無病推定的原則。
除非有力的證據指向被鑒定人確實患病，如果存在多處疑點，鑒定意見仍應傾向于無病。通俗地說，我首先認為你是個正常人，有人認為他不正常，那請你把他不正常的那些情況跟我說一下。我看這些是不是符合一個精神病的特征，這么一個思維。
在王彪案中就是這樣，沒有證據證明他在案發(fā)前后存在精神異常。在面詢王彪之后，經過警方再一次的補充材料，我結合了多方面的證據，最終給出了“王彪無精神病，具有完全刑事責任能力和受審能力”的鑒定意見。
后來，檢方為了慎重起見，聘請了專家委員會鑒定作出第三次鑒定。鑒定結果和我們完全一致。（結果顯示：被鑒定人在鑒定過程中“反應較敏捷，對答切題，情感協(xié)調，表情動作自然，思維連貫，未發(fā)現(xiàn)幻覺、妄想等精神病性癥狀，自我保護意識較強�！保┖髞硭麅纱纬鐾ナ軐�，我都有旁觀，他之后完全放棄裝病，在庭上對答如流，舉止非常正常。
這個案例的唯一遺憾，是我沒有在他執(zhí)行死刑前，得到他的親口承認。如果那樣，這就是一個完整的成功案例，那才是完美的。
這樣的案例于一個鑒定師而言是非常難遇的。因為我們關于偽裝精神病的鑒定結果，往往是沒有百分之百的證據去驗證的。除非當事人親口承認自己裝病。

在電影《一級恐懼》中，心理醫(yī)生莫莉·阿靈頓通過問詢認定被告艾倫患有人格分裂癥，在被虐待至極其痛苦時就會變成兇手“羅伊”。艾倫的偽裝騙過了所有人。
也出現(xiàn)過鑒定錯誤的時候。我曾經接手過一個山西故意傷害致死的案子。案子交到我手上的時候，已經有一個鑒定機構給出他有病、無責的意見了。那是一個有過精神病史的男人，通過問詢和測試，以及一系列材料反映，我當時也給出了有病、部分責任能力的意見。但是案子若干年后又被送回來，再要求重新鑒定。
原來，最初遞交上來的材料中有造假的成分，比如法院調查筆錄是他（被鑒定人）的律師去做的。可以說，我們的工作必須建立在對公檢法系統(tǒng)的信任上，經過公檢法認可的材料，我們去分析、使用；但如果交上來的材料本身就有問題，再加上被鑒定人本身具有精神病史的體驗，他主觀上又刻意偽裝，確實非常難以區(qū)分。
是會有這樣錯誤的案例，但很少很少。這就只能說，個人在自己的這一端，盡我的職責去做，盡可能地減少自己犯錯的情況。碰到拿不準的案例，我們通常會請教老法師（滬語中表示老專家），外面的專家，或者和我們自己的同事一起討論，看一次不行看兩次，兩次不行看第三次。
所以這個專業(yè)還是很看重經驗�？茨隳懿荒芩鸭�證據、分析證據。你案子做得少，見得少，你應對疑難問題的方法就會少。老法師他案子看了成千上萬，出現(xiàn)意外情況的時候，他一般腦海里自己都有個預案。
5
其實外界對我們的工作很多時候是有一種誤讀的。有時候，鑒定結果不符合民眾的期待時，大家就會直接質疑：鑒定結果是假的，是用來幫嫌疑人脫罪的。
舉個例子，前年，南京有個寶馬撞車案，肇事者以190多碼的速度撞上一輛馬自達，導致馬自達上的兩人當場死亡。后來鑒定結果出來，診斷寶馬車主患有急性短暫性精神病。這個詞大家很陌生吧，這個鑒定結果出來后社會上簡稱為“急短精”，發(fā)病率不到1%，特別罕見的一種精神病。
當時輿論嘩然。大家開始嘲諷，說要去弄個“急短精”的證，這樣平時該吃吃，該玩玩，一到犯事了把證亮出來，就沒事了。當時的輿論就是一邊倒地質疑鑒定結果。我沒有看過案子的具體材料，但是當時也關注了這個案件。我作為同行，第一反應的判斷，是這個事主絕對患有精神疾病。
事發(fā)的時候是白天，他把車開到190多碼的速度飆車。我們用常理推斷，一個常人會這么做嗎？我們只見過飆車在夜晚，很少見到在白天，因為白天市中心里，開到這么快的速度意味著自己很有可能被撞死。

“南京寶馬車肇事案”犯罪嫌疑人王季進被司法鑒定為作案時患有“急性短暫性精神障礙”，具有限制刑事責任能力。
我曾經碰到過一個類似的案例，發(fā)生在臨沂，事主被當時的媒體稱為女版yao家鑫。這個女司機在撞傷一對母女后，將自己的衣服都脫了，赤身裸體擋在救護車前，阻止急救，后來甚至從急救人員手里搶下那個受傷的女孩子直接往地上摔。后來我們經過測試，鑒定她確實患有“急短精”。這種病就是這樣，突然發(fā)作，患者會在發(fā)作時快速達到一個非�；靵y的精神狀態(tài)，他的社會功能整個被摧毀，但會在很短時間內再次恢復正常認知。像“急短精”這樣的精神病是很難模仿出來的。
1900起案子，是我們院今年目前完成的精神病鑒定總數。90年代的時候，我們院一年處理200多件，現(xiàn)在等于說就是翻了將近九倍。但人手只翻了一倍不到。所以對我們一線的工作人員來說，是超負荷的。這種情況下，寫幾十行字也是一份鑒定報告，寫十幾頁也是一份，就看你的工作態(tài)度。我們院在這方面有要求，重視的不是數量，而是鑒定質量。重案難案，是我們著重要突破的。
我們單位流動率很低。我們的職業(yè)認同很強，而且客觀來說，我們的待遇也能夠讓我們在上海這座城市擁有相對比較體面的生活，世界各國從事這項工作的人員基本上都是當地中高端收入人群，一方面是復雜勞動應該得到客觀的承認，另一方面對降低徇私枉法的風險也有好處。
就我個人而言，我是要把精神鑒定這個袋子的口給扎緊，不讓任何裝病的進來渾水摸魚，這樣才能保護真正患病者的權利，讓司法文明的觀念漸漸被社會大眾廣泛接受。
這也是為什么我鑒定王彪的報告會得到那么多的肯定。我的工作做得細致充分，量大，做這個案子前后跨度五個月。人們樂于見到這樣的結果，罪犯得到人們期待中的懲治，被認為是大快人心嘛。但怎么說呢，南京寶馬案中的同行也花了三個月時間做鑒定，卻被罵得很慘。壓力、風險無處不在，干我們這行的只有求真才能安心工作、安心生活。
為什么要保護精神病患者的權利？因為他們是弱勢吧，真正的患者自己也很痛苦，很煎熬。社會應該給予弱勢更多的理解與幫助。
這涉及到刑罰懲罰的意義，是要減少和預防犯罪，還是要以牙還牙？這不是個同態(tài)復仇的社會。